1947年底，解放战争进入到了一个转折点——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人心向背也完全改变，人心向我，全国范围内的反攻已经指日可待。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革命胜利的目标，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从1947年底开始，特别是进入1948年，毛泽东花费了很大精力来纠偏，抓政策的正确执行。这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孤立并不代表我们的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脱离群众，那么也会陷入孤立，这是有可能存在的危险。

　　另一方面，在实际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当时也确实存在一些“左”的偏向。比如，在土地改革政策方面，一些地方提出不切实际的过激口号，乱定成分，乱斗乱打乱捕乱杀。在工商业政策的制定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形。1948年1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我军攻克陕北榆林高家堡时，对商人采取乱没收的办法，结果造成市场萧条，也在商界造成极坏影响。习仲勋的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批示强调，要“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毛泽东鲜明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那么，如何正确地执行政策呢？毛泽东深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1948年3月6日，他在给刘少奇的一份电报中详细阐述了政策与经验的关系，其中分析了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各种偏差和错误的四点原因，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第一，政策界限不明确。

　　毛泽东说：“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为什么政策界限不分明呢？就是因为政策不够细，只有一个大概的原则，没有具体细则，也没有区分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

　　拿土地改革来说，虽然在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即批准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但对有些政策的规定还不具体、不明确。于是，1948年1月至3月，毛泽东又在一系列指示和决定中明确规定了各项具体政策，如必须避免对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采取冒险政策，必须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必须区别大中小地主、恶霸与非恶霸，必须在老解放区、半老区、新解放区采取不同策略，等等。这些关于政策的补充说明，使政策的界限更加明确清晰，执行起来更具可操作性，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因政策不明确而导致的执行偏差。

　　第二，没有作系统说明。

　　毛泽东说：“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广泛发动和宣传，才能使党的政策与广大干部群众直接见面，广大干部群众才能有正确而自觉的思想，也才能有正确而自觉的行动；反之，党员群众必然陷入盲目行动。因此，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加强党和群众联系的重要途径，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培养党员干部对群众的宣传能力，毛泽东非常注重这一点。他强调：“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第三，上下联系不够。这主要包括下级对上级请示汇报不够和上级对下级联系指导不够两个方面。

　　针对一些地方党组织对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对中央政策不愿精心研究、自以为是、擅自决定和执行政策的错误行为，毛泽东突出强调要建立健全请示报告制度。1948年1月，他专门起草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定期向党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综合报告。在他看来，政策性的、经常性的、综合性的请示报告制度，是各地同中央发生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对于不重视、不遵守请示报告制度的行为，他提出批评、严令改正。比如，林彪和东北局自中央规定出台半年多来，一直未向中央作综合报告。毛泽东去电严厉批评他们的“敷衍态度”和“无纪律思想”。在东北局作出检讨后，他又回电再次强调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

　　在加强上级对下级的联系指导方面，毛泽东认为，方针政策决定了、发出了，并不是就万事大吉了；领导机关还要通过电报、电话、谈话、实地调研等各种方式，加强与下级的联系，了解政策执行的进展及遇到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毛泽东的一条重要领导方法就是，注重搜集并及时总结推广各地执行政策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1948年3月，在看到山西崞县召开土地改革代表会议、对错划阶级成分行为进行改正的报告后，他写下长篇按语并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他指出：“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他强调：“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第四，政策本身就错了或不完善。

　　如何避免政策的错误或失误？在毛泽东看来，主要把握两条。

　　第一条，就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47年10月中下旬，毛泽东自己曾就土地改革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先后在陕北佳县的县城、谭家坪、南河塘村、白云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正是根据调查的情况，并综合各地反映的情况，他敏锐地发现土地改革中存在“左”的倾向。

　　第二条，就是政策制定出来后，究竟对不对，还要在执行过程中由实践来检验。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1948年2月，他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强调：“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综合以上分析，毛泽东实际上指明了关于正确规定和执行政策的五个环节、五条方法，即，调查研究、明确界限、系统说明、上下沟通、实践检验。没有调查研究，就不会有正确的政策；没有明确界限、系统说明和上下沟通，就不会有对政策的正确执行和及时纠偏；而政策的正确与否及其执行效果，则最终要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

　　从1948年到现在，7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正行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们规划了实现中国梦的新蓝图、新步骤、新方针，这些宏伟蓝图和大政方针能否落到实处，关键还要看能否有一整套正确而具体的执行政策的方法。在这方面，毛泽东关于执行政策的五条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作者戚义明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