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长城的核心精神

　　万里长城是人类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的军事工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勤劳的中国人就开始筑造这一伟大工程，持续至明代，历时两千余年。长城更像一部史诗，战争与和平是它的注脚。两千多年来，虽然在长城一线上发生的战争难以计数，但是修筑长城的目的，是为了保境安民，给和平建起一道屏障。长城是战争的产物，却是和平的守护神。历史上，长城地带的和平时间远远大于战争时间，中国人民自古爱好和平，长城寄托了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和平是长城文化的核心精神！

　　行走长城，便会发现长城内外是气候截然相反的两种天地，尤其是明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吻合，这条线也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游牧民族经济的非自足性，造就了它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不足，贸易和掠夺是两种主要手段。长城这一系统性的防御体系，迟滞了游牧铁骑的进攻步伐，使其不得不选择朝贡、和亲、贸易等非战争手段。长城内外的各民族对大一统的中国有广泛认同感，即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是以统一长城内外为己任。因此，长城不是国界，也不是割裂各民族团结的铁壁，而是同一疆域内的和平安定的屏障。两千余年的时光里，长城线上涌现了数不清的和平守护神，王昭君和三娘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欧阳修有诗云：“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说的便是公元前33年，汉元帝以5名宫女赐予呼韩邪单于的事情。远嫁大漠异族，人人视此为畏途，唯独王昭君自告奋勇，愿意前往。

　　像王昭君一样远嫁胡地，化身和平使者的弱女子还有很多，她们的出嫁换来了长城一线的安稳，后人永记其功。如今，在呼和浩特昭君博物院的昭君墓顶上，立有“大德”碑，是对其历史功绩的肯定。

　　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和平天使来自长城之外，明代蒙古部落首领三娘子。从隆庆开关后的第五个年头（1571年）开始，明朝在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开设11处马市，马市之外设民市、月市和小市。马市开放后，蒙汉人民群情激越，交易量以宣府居多，每年有3万匹左右，而民市的贸易量更大。蒙汉互市给长城一线带来了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张家口逐渐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当时的户部尚书、文学家穆文熙考察了张家口外的茶马互市后，赋诗赞道：“少小胡姬学汉装，满身貂锦压明珰。金鞭骄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诗中的“单于”就是俺答汗，“小胡姬”就是为汉蒙化干戈为玉帛做出贡献的三娘子。

　　三娘子生于蒙古贵族，自小聪慧过人，知书达礼，善于歌舞骑射。20岁时嫁给已有两任妻子的俺答汗，因排行第三，遂称“三娘子”。俺答汗归顺之前，与明朝打了几十年，双方损兵折将，战争所到之处生灵涂炭。面对双方剑拔弩张、极度紧张的关系，三娘子力排众议，积极策动丈夫与明朝修好。终于，和平的曙光降临，双方息兵，通关互市。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此后，为了改变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风俗，在塞外原有小城堡的基础上，他们建造了一座名叫“库库和屯”的城市，意为青色之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因为三娘子和俺答汗的归顺，明朝赐名为“归化城”，而草原上的人们为纪念三娘子，习惯称之为“三娘子城”。俺答汗死后，三娘子掌管鞑靼部的军政大权，她积极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被明朝三封“忠顺夫人”。万历十九年（1591年），宣府镇长城一带有两个蒙古部落背弃与明朝的和平之约，犯边入寇，再度引起战火。三娘子闻讯后，立即派兵前往征讨，很快擒获那两名部落首领，恢复了边塞的安宁。三娘子掌权40年，长城内外出现了和平景象，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因此，明代大文学家徐渭作诗《边词》盛赞三娘子：“汉军争看绣裲裆，十万弯弧一女郎。唤起木兰亲与较，看他用箭是谁长？”

　　而今张家口的大境门一带已修葺一新，规整雄伟，“大好河山”四个大字（1927年察哈尔都统高维岳所书），经气势磅礴的颜体书法渲染，格外苍劲浑厚。像长城线上的许多关口一样，大境门下的铺地石，早已被南来北往的商队磨得光光，中间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可以想见当年边贸通道的繁忙。笔者行走长城多年，到过的关口有数十个，我却独独赞赏“大境门”这个名字，因为它是万里长城上的和平之门——和平才是人类最高远的大境界！博大境界中，满载着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恢弘气象。

　　长城是爱国主义的精神丰碑

　　近代以来，面对外来侵略，长城激发了中华儿女抗争不屈的斗志和伟大的爱国情操。正如中国长城学会会长许嘉璐在纪念邓小平“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词发表25周年大会上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儿女的血肉包蕴着的是爱国主义的赤诚和义无反顾的精神。这个新的长城体现了不畏强暴、争取和平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内涵，小平同志的题词将华夏儿女的爱国之心凝聚起来了，从而激发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动力。

　　长城精神之不朽，就是因为它蕴含了这种伟大的爱国情操。

　　爱国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爱国精神，是受海外入侵所激发的，它既有别于古代家国天下时的爱国精神，又对其有所继承。古代，那些与他族发生战争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爱国者，以及可歌可泣的业绩，是本民族值得骄傲的历史财富，这种古代各民族的爱国主义称为“古代爱国主义”。在对长城的文学表达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

　　1127年，靖康之祸起，开封城破，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陆游一家逃回老家山阴。再两年，金兵渡江，宋高宗率臣僚南逃，陆家改奔东阳，后逐步安定下来。陆游时年4岁。家国之不幸，家庭之流离，在陆游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南宋之偏安，复国之无望，也铸就了他伟大的爱国情操。陆游一生有诗词一万余首，抒发了气壮山河的报国之情，对后世影响深远。长城是抵抗胡人南下的最为有力的军事设施，自然也就成了陆游用来鼓舞抗金斗志和抒发爱国激情的常用意象。

　　陆游曾亲临抗金前线，37岁那年，他在镇江府任通判。时右丞相张浚都督江淮各路军马，往来于建康、镇江之间，但不久兵败，收复故土的希望化为泡影，对陆游的打击尤大。后来他几次亲临宋金对峙的大散关前线，研究抗敌策略。到晚年，念念不忘收复失地的陆游，62岁时又挥动凌云健笔，作《书愤》一诗：“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全诗扣住一个“愤”字，自诩为“塞上长城”，只是志未酬，鬓先衰。最后，只好追慕诸葛亮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来表达自己的惆怅与悲愤之情。可见，陆游是将毕生抱负比作长城的。

　　爱国主义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是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陆游通过长城这一意象，表达强烈的爱国情怀。

　　到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确立，长城内外的中华各族人民形成了“中国”这一整体观念，爱国主义也注入了全新的内容。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便是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长城地带成了保卫华北、抵抗日寇侵略的主要战场。历来蓟门战事震京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1933年长城抗战打响，大刀队在喜峰口斩下万千日寇的头颅，《大刀进行曲》唱遍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人心为之振奋。抗日将士英名永垂，长城精神在喜峰口得以升华，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用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南口长城有效地打击了日军；八路军在涞源黄土岭一带击毙了侵华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1940年，八路军又在长城脚下展开了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胜利，共同铸就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浴血奋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丰碑！

　　长城体现着自强不息精神

　　修筑长城，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中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体现着历朝历代统治者和人民群众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行走长城，从“天开海岳”的山海关开始，到西接玉门、背靠黑山的嘉峪关，跟随长城穿越莽莽燕山、巍巍太行的险峰峻岭，以及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跨过黄河天堑，沿着河西走廊的山坡、草原边地，再到戈壁荒滩、茫茫沙漠，不得不叹服古人的聪明才智和力排万难的钢铁意志。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早在春秋时期，《诗经·小雅·出车》里的这句话就已经透露了沿着边境构筑防御阵地的做法，有了修建长城的苗头，这些防御阵地在一些诸侯国渐渐连点成线，长城随之诞生。燕国修筑燕北长城以御东胡，修筑燕南长城以阻止中山、赵、齐等国的进犯；赵武灵王“北破林胡、娄烦，筑长城”，设置代郡、雁门、云中以防匈奴；齐国修筑齐长城；南方的楚国则“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其中燕赵长城成为日后秦统一中国后修筑的秦长城之雏形。

　　秦王扫六合，“书同文，车同轨”之外的一大成就便是派大将蒙恬修筑长城，有效阻止匈奴的侵扰。汉代继承了秦的遗产，其中就包括万里长城，以和亲与军事两种手段，开疆拓土，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并打通了中西交通，将汉文明远播域外。长城保护了汉代丝绸之路的畅通，为盛世局面的出现建起了北方屏障。后来，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各朝代，也都不同程度地建造长城，有“六镇长城”“畿上塞围”等重点工程。隋代，为抵御突厥、契丹、吐谷浑等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文炀二帝7次大规模修筑长城。明代更是边战边修，从洪武初年，到隆庆、万历年间，共修建长城18次，建起了一个巨大的军事防御体系。

　　纵览长城的修筑历程，无不体现了华夏各族人民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长城的修建并不是单纯的建筑工程，而是从秦汉时期开始就伴随着垦戍屯田的建设活动，以保证守边将士的给养，这就为长城沿线经济开发和繁荣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和联系，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以明代为例，屯田方式有三种：军屯、民屯和商屯。军屯就是驻军屯垦田地。据《明会典·户部·屯田》记载，万历年间，北直隶各卫所有屯田1万余顷，万全部都司有1.9万顷，山海卫有1000余倾。民屯就是通过移民的方式垦田。商屯是为了补充各卫所粮储不足，使商人运粮输边，给予相应的盐铁专卖权。经过屯田经营，长城沿线的居民日增，农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而和平时代长城口岸互市贸易的发展，也带来经济的繁荣。如《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一带出现了“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的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长城沿线出现了“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繁盛局面。（赵威）（来源：http://csr.mos.gov.cn/content/2018-02/09/content_589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