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华，1926年生于广东汕尾，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他和同事一起开拓了我国的核潜艇研制领域，是我国自行研制核潜艇的创始人之一。他成功组织技术人员研究制定全艇主要配套设备项目、确定主要攻关课题；参与制定艇与动力、武备的协调方案，协调处理艇上各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总体之间的协调匹配关系；主持多项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的研究；参与指挥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和极限深潜、水下全功率全航速以及大深度发射鱼雷等大型试验，均获得圆满成功。

　　因其杰出的贡献，黄旭华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1996年两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88年荣立一等功；198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当选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十大海洋人物”；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称号；201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

　　连日来，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多次提到一个年逾九旬的老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还为他做了连续报道。2017年11月17日，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也是这位老人，习近平总书记起身为他让座。这位一夜之间被“刷屏”的老人就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这位满头银发、笑容可掬的慈祥老者，背后的故事却震撼人心……

　　事业在一穷二白中起步，“骑驴找马，如果连驴也没有，迈开双腿也得上路，绝不等待”

　　1954年，作为最先进的海军装备，核潜艇在美国诞生。3年后，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饱受战火之苦的中国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1958年国防科委刚建立，聂荣臻元帅就向中央呈报了研制导弹核潜艇的请示报告。中央批准之后，从各地抽调人员，组建了一支29人的研究队伍。黄旭华便是其中之一。

　　1959年国庆，赫鲁晓夫访华，毛主席向他提出援助中国核潜艇研制的想法，却被赫鲁晓夫傲慢地拒绝：“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不援助算了，我们自己干！”正是在这一年10月底，毛主席说出了那句让黄旭华那一代科研工作者心潮澎湃的一句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就这样，中国的核潜艇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了。

　　刚开始，黄旭华和同事们就遇到重重困难，落后的科技水平和工业生产力倒在其次，更大的困难是人才和专业知识的缺失，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技术资料，大家都不知道核潜艇是个什么样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黄旭华和同事们大海捞针一般从国外的报刊里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零碎的资料经过分析整理后，汇总成了一份美国核潜艇的总体布局。然而对这份资料的可信度却没人敢保证。

　　恰巧此时，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导弹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模型打开后，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设备，这让黄旭华和同事们如获至宝，把模型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反复多次以后发现，他们前期整理出的资料和美国核潜艇模型基本一致，大家信心倍增。

　　研制核潜艇涉及大量的计算工作，那时候没有计算机，只有算盘和计算尺。为了计算结果准确无误，黄旭华和同事们每次计算都分两组进行，若是两组计算结果不一致，便要重来。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就是这样从算盘中拨出来的。

　　黄旭华的“土办法”还不止于此。进行核潜艇的试潜和定重测试时，为了确保船体的重量和重心严格控制在设计方案内，黄旭华提出了用“秤”的办法：在船口放一个磅秤，凡是拿进船的东西都一一过秤，做好登记；施工当中多余的边角料和管道电缆，凡是拿出船台的，也都一一登记。几年建造过程里的“斤斤计较”，使得排水量达4000多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黄旭华把这样的科研方法叫做“骑驴找马”。“驴没有马跑得快，但是在没有马的情况下，那就先骑驴，再边走边找，创造条件，如果连驴也没有，那就迈开双腿也得上路，绝不等待。”

　　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77岁生日这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我国仅仅用了10年就走过了国外几十年才走完的路。当那个凝结着研制人员无数心血的庞然大物稳稳浮上水面的时候，身为总设计师的黄旭华热泪长流。

　　花甲痴翁险探“龙宫”，“不仅要对艇负责，更要对艇上170名乘试人员负责”

　　核潜艇只有深深地、静静地隐蔽在海洋中，才能对敌人产生真正的威慑，形成战斗力。而战斗力的关键在于极限深潜试验。

　　“深潜试验风险性极大。”黄旭华介绍说，一张扑克牌大小的钢板，要承受一吨多海水的压力，一百多米的艇体，任何一个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1963年，美国的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在深潜试验时，不到200米就沉了，艇上160多人全部葬身海底。

　　因此，1988年初，在只有常规潜艇下潜经验的中国，当第一代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将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参试艇队队员们的思想开始出现波动。个别人还给家里写信，交代未了之事。队员们爱唱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歌声响起，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气氛便在队伍中弥漫开来。

　　为了稳定队员们的情绪，黄旭华去找他们座谈，“这首歌很好听，我也喜欢唱。但是这次我们要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把实验数据成功拿回来。”接着，时年62岁的黄旭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跟你们一道下去！”这句话，无疑给队员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也让他成了世界上首位亲自参加极限深潜试验的总师。

　　等待的那一天终于到了，潜艇按照预定程序慢慢下沉。接近极限深度时，受到海水强大压力的艇身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黄旭华镇定自若，了解数据后，指挥继续下潜。当深度仪的指针指向极限深度时，确认一切正常之后，潜艇开始上浮。浮到100米的安全深度时，忽然间，艇舱骚动起来，大家欢呼、拥抱、热泪纵横。平日不太写诗的黄旭华此时豪情万丈,即兴挥毫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我们的设计留有足够的安全系数，实验过程按照规定的程序慢慢下降，10米、5米、2米、1米，绝不蛮干。因此安全是有保证的。”黄旭华说，“然而同时我也很担心，要是有超出我认识范围以外的潜在危险怎么办？于是我决定跟大家一起下去，一来可以稳定人心、鼓舞士气，更重要的是，若发生紧急情况，我能协助他们处理。我是总师，我不仅要对这艘艇负责，更要对艇上170名乘试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

　　在完成第一代核潜艇300米深潜试验和水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后，黄旭华把接力棒交到第二代核潜艇研制人员手中。此后20多年里，他给年轻一代当“拉拉队”，关键时刻给他们“撑腰”，还扮演“场外指导”，“不做教练员，只在做大试验出问题时，帮他们看看。”

　　在今天的核潜艇总体研究所，93岁高龄的黄旭华照常每天来上班。无论何时，当有人问及“您的梦想是什么”，黄旭华总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还是核潜艇。”

　　一腔热血尽付祖国核潜艇事业，回顾平生只两字“无悔”

　　从1958年至今，没有一天离开过核潜艇事业，这是黄旭华最自豪的事。然而对于家人，他却总是“缺席”。

　　刚接到任务时，领导给黄旭华提出要求，“时时刻刻严守国家机密，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一辈子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黄旭华毫不犹豫答应了。

　　从此，相伴黄旭华的便是长达30年隐姓埋名的日子。其间，父亲病重，他因工作原因不能床前侍疾；父亲去世，他也没能送最后一程。父亲直到去世也只知道他的三儿子（黄旭华在家中排行老三）在北京，不知道在什么单位，只知道一个信箱号码，不知道什么地址，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弟弟妹妹们不理解，骂“三哥”是“不要家、忘记养育他的父母的不孝儿子”。直到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刊登了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描写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

　　黄旭华把文章寄给在广东老家的母亲。由于保密的关系，文章通篇只提到“黄总设计师”，没有名字。但文中“他的妻子李世英”这句话让母亲确信，这个“黄总设计师”就是30年不曾回家，被弟妹们称为“不孝子”的三儿子。

　　多年后，妹妹告诉黄旭华，母亲当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读这篇文章，每次读都是满面泪水”。黄母把子孙们叫到身边，只说了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都要理解、都要谅解。”知儿莫如母，至今提及母亲这句话，黄旭华仍是满眼泪花。

　　若干年后，黄旭华的工作可以公开了，他第一次来到父亲坟前，“爸爸，我来看您了，我相信您也像妈妈一样谅解我。”话没讲完，早已是热泪两行。

　　黄旭华对妻儿也满怀愧疚。“我们家这位先生，我只记得他买过一次菜。”黄旭华的妻子李世英说，婚后不久，黄旭华就离开了家，6年后才重聚。因为工作常年不在家的黄旭华偶尔回家一趟，女儿们便笑称“爸爸回家‘出差’了”，答应小女儿去中山公园划船的事，至今都没有兑现……

　　有人问黄旭华，“忠孝难两全您是怎么理解的？”黄老回答：“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在2013年“感动中国”的颁奖现场，黄老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当祖国需要我冲锋陷阵的时候，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的时候，我就一滴一滴地流。”

　　一腔热血尽付祖国核潜艇事业，回顾平生只两字“无悔”。2017年，黄旭华当选敬业奉献全国道德模范，为“奉献”二字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正如已故著名艺术家阎肃生前对黄老的评价，“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本报记者 刘一霖）（来源：http://csr.mos.gov.cn/content/2018-01/15/content_57929.htm）